何保豫、余曆雄、余宗發、郭思韻、陳潤隆、
陳敬儒老師論文收錄於《漢十論文集》
發佈日期:2016.12.30
本會何保豫老師論文《王玄策四薦方士研究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57-72。
【論文摘要】
秦、漢時的使職為臨時差遣,任務完成即畢,加之使者由皇帝授命,只要皇帝合意,任誰都有成為使者的條件。使職制度要求使者絕對服從皇帝的命令,故使者奉命執行任務,往往處於“被動”的一方,本身並無主動權及話語權。而唐代的使者則不同,高宗時,由於大唐疆域版圖的擴張,使職制度迅速發展,使者形成了“特奉制敕”的一個特殊群體。由於直接受命於皇帝,使者擁有一定程度的特權。唐使王玄策曾四次出使印度,並以第二次的奉使任務奠定了自己作為“國家使人”、“西域大使”的地位。因此,他得以以其特殊身份四次向唐太宗及唐高宗舉薦三名方外之士,而不必通過以宰相為首的門下省審核。另外,王玄策所舉薦的三名方士之類並不如李德裕《方士論》裡所言,皆為供人君戲弄之倡優,而是醫者及非制使,其舉薦目的都是為了解決人主之憂。
關鍵詞:使者 王玄策 方外之士 使職制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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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余曆雄老師論文《歐、范、蘇朋黨論主題與政局演變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97-121。
【論文摘要】
朋黨論是一個持久不衰之政論課題,即是士人政海沉浮之關鍵,亦是史家秉筆褒貶之依據,更是歷代文章翻案之題材。西周春秋時期,朋、黨二字單用;戰國以來,朋黨一詞,多為貶義,諸部子書多有論述。漢唐朋黨之例頗多,君臣士人諱以為言,後漢黨錮之禍、唐代牛李黨爭最為世人注目,而史書紀傳載之尤詳。宋初士人大抵延續前說,以朋黨為朝政之禍,鮮逾範圍,至王禹偁《朋黨論》而有新見,所謂君子、小人之黨“兩存之”、“兩辨之”之說,頗啟歐陽修《朋黨論》之思。凡此之於北宋政治、歷史與文學之發展與演變,敏感而沉重,複雜而深刻,尤其具有特殊而關乎盛衰之影響。茲以仁宗朝慶曆(1041-1048)皇祐(1049-1054)、英宗朝治平(1064-1067)與哲宗朝元祐(1086-1093)時期為考察背景,以歐陽修、范純仁、蘇軾之政論觀點為主軸線索,嘗試探討北宋朋黨論主題之嬗變關鍵,以勾勒出諸朝政局演變之核心概貌,及其具體展示之歷史脈絡。
關鍵詞:朋黨 政局演變 歐陽修 范純仁 蘇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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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余宗發老師論文《〈清華簡·耆夜〉簡的解讀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125-138。
【論文摘要】
《清華簡》為清華大學所收藏之戰國竹簡,《耆夜》簡只是《清華簡》中的一小部分,簡書的內容係由十四支竹簡所組成。簡文乃是敘述“武王八年,征伐耆,大戡之。還乃飲至于文大室”的故事。本文就《耆夜》簡的內容,共分以下各節目來敘論:一、《清華簡·耆夜》之所以作,二、《清華簡·耆夜》簡文中之詩篇內容,三、《清華簡·耆夜》簡文對學術研究之貢獻,四、結語等節目加以論述。而各節目的標題,即各節目的內容之所在。本文以為《清華簡·耆夜》簡文中的《蟋蟀》詩,雖然是周公所作,但在今本《詩經·唐風》所見之《蟋蟀》詩,已非周公所作之《蟋蟀》詩,而是後人據“蟋蟀”的“曲目”而作的《蟋蟀》詩。因為自周公所作之《蟋蟀》詩後,“蟋蟀”二字已被當時樂府官署定為“曲目”,成為人人可以據之賦詩的“題目”了。
關鍵詞:耆夜 蟋蟀 周公 曲目 飲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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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郭思韻老師論文《氣、調之間——范雲與其詩歌寫作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139-160。
【論文摘要】
竟陵文友可謂是永明年間乃至齊梁詩壇最備受矚目的詩歌創作群體,然而作為“八友”之一的范雲,在文學史上卻經常僅是順帶提及的陪襯角色。范雲詩歌的創作成就誠然不見得光彩照人,但由於他特殊的背景與閱歷——顯赫寒微間的起落、儒學佛玄間的交錯、北魏南齊間的跨越、囹圄高位間的逆轉、勵治閒居間的變化、久聚遠闊間的落差……等諸多跌宕匯集於一身,從而展現出與眾不同的取向及自成一格的詩風,於永明詩潮外獨具一種聲氣之雄,實有其不容忽視的亮點,而這主要來自於其作品中詩人本心秉性與品格情志的強烈顯現。他的友情詩作雖然神傷低回,但卻意氣豐實;他的雜體或出自遊戲,但卻志高氣壯;他的詠物之堅忍不拔,在契合其“盡誠翊亮,知無不為”、“器範貞正,思懷經遠”的真實稟性後則更見其高尚氣魄。《贈張徐州謖詩》的執情坦露、《渡黃河詩》的慷慨蒼涼、《擬古五雜組詩》的深沉悲愴、《數名詩》的熱血奔騰、《詠寒松詩》的欺雪淩霜……正是“范雲取氣”的最佳注腳。
關鍵詞:范雲 齊梁 永明 詩歌 竟陵八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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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陳潤隆老師論文《蘇軾〈和陶飲酒詩〉中的“蘇意”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197-216。
【論文摘要】
蘇軾晚年仕途沉浮,復又捲入黨爭漩渦,故屢次自請外任以保全其身。蘇軾認為陶詩“質而實綺,癯而實腴,自曹、劉、鮑、謝、李、杜諸人皆莫及也”,自稱“半生出仕,以犯世患”,“所以深服淵明,欲以晚節師範其萬一也”。鑒於晚歲憂患處境之所需,蘇軾乃視陶詩正合其意,遂為之尋求個人價值之精神寄託,乃於元祐七年七月而作《和陶飲酒二十首》,其盡和陶詩亦始於此。然則蘇軾於元祐、紹聖時期之處境,遠非陶淵明辭官歸隱所能比擬,或稱蘇詩“全然本色”而非關陶氏其人其詩,後世論者遂有蘇軾和陶詩“似陶”、“不似陶”之爭議。本文嘗試引證辨析,蘇軾和詩之旨乃“借陶而入,由己而出”而作《和陶飲酒二十首》,自託於陶淵明而出陶淵明之外,其詩源於“陶意”而跳脫“陶意”,漸次營造“蘇意”之詩境與實境,以勾勒出蘇軾於逆境中的自處與感悟,進而具體展示“和陶”的中介作用,以及“蘇意”的獨特意義。
關鍵詞:和陶 飲酒詩 陶意 蘇意 本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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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會陳敬儒老師論文《從“結髮慕勝因”到“移問金仙術”——姚鼐青壯年時期佛家思想之嬗變》,收錄於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,金寶: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,2016,頁217-230。
【論文摘要】
作為桐城派三祖之一的姚鼐,其有別於方苞、劉大櫆之處者,在於自青壯年始即接觸佛家思想並受其影響頗深。儘管他年少時期便頗負盛名,然卻在坎坷仕途中經歷了漫長的徘徊、探索與掙扎,從而促使他愈發堅定對佛家思想的信仰,藉以尋找到心靈舒緩和精神解脫。隨著佛家思想的浸染,其人生軌跡和詩文創作均透露出濃厚的佛學色彩和禪思意蘊。因鑒於此,本文首先以姚鼐辭官前後作為劃分其人生經歷之界碑,並據他辭官前的青壯年時期為主要研究範疇,探討佛家思維方式對姚鼐詩文創作之題旨與內容構思的浸染和影響,全面、細緻地解讀姚鼐詩文創作與佛家思想的關係。唯有釐清姚鼐的佛家思想於青壯年時期之嬗變脈絡,方能深入發掘和了解其晚年自謂“篤信”與“耽愛”佛學之思想定位與內在涵義,以及漸臻純熟的佛家思想如何影響其晚年的文學創作與理論實踐。
關鍵詞:姚鼐 青壯年 佛家思想 詩文創作 嬗變脈絡
《漢學與佛教:第十屆馬來西亞漢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》
2016年12月
余曆雄 主編
馬來西亞漢學研究會 出版
ISBN 978-967-14857-0-5
漢研會網站小組撰稿 2016.12.30